他，是我人生的一位重要导师

深切悼念钱在森先生

2022年最后一天下午三点三刻，老领导钱在森先生的女儿钱枫打我微信电话，我因在病中休息，手机设置了静音，没接到。我大约在一个小时后，拨通了钱枫手机，她哽咽地告诉我，其父下午过世了，享年89岁。我完全没想到老钱会走得那么急促。世事难料，不禁愕然。

我和老钱交往三十多年，亦师亦友，感情极为深厚。对他的去世，我深感悲痛。在此，我努力把我所了解的老钱和我俩数十年交厚的点滴往事，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和追思。

作风民主，为人低调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老钱是1986年6月调来当所长的。他看起来清瘦文弱，却自带儒雅气质。

1986年6月，老钱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曾听和他同事过的朋友说，老钱出道较早，经历丰富。读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作为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后来到上海向明中学负责行政和教务工作。因为成绩突出，1960年代中期，他被调入市教育局政治工作处任副处长，负责全市中学政治课教学和学生思想教育的领导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他出任市教育局教学处副处长，负责中学文科教材编审、教学研究和管理。期间，他还入驻上海师范大学，以工作组组长身分处置学校历史遗留问题。嗣后，升任市教育局普教处处长。要知道那个年代担任市级大口单位负责全市中小幼工作的处长，已是一个很大的“官”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老钱和蔼可亲，一点领导的架子都没有。和他交往相处过的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受。那时，从教育局到教科所上上下下称呼他都不带职务，我也跟着叫他“老钱”，至今没改口。

老钱和蔼可亲，沒有领导的架子。图为1989年3月8日教科所全体同仁

在浏河上海市青少年活动基地。首排站立右三为老钱。

他关心同事，总是想尽办法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那个年代还有福利分房，刚开始教科所作为教育局直属单位拿到的房源不尽人意，职工住房矛盾突出，要求解决住房困难的人不少。那时，我属小字辈，也没成家，和父母妹妹挤在老式里弄一间房中十分不便。所以，我也提交了要求分配住房的报告。说心里话，我当时并没抱太大希望。但是，老钱对待职工都一视同仁，硬是通过向主管部门争取和内部调配等办法，比较圆满解决了教科所职工的住房困难，我也有幸分到了同事调剂出来的一间15平方左右的公房。

老钱思想开明，作风民主。我在教科所工作十多年，很长一段时间所里的政治业务学习都由我负责策划和主持。我曾多次就学习形式和主题，征求老钱意见。他提醒说，时事政治学习，不要照本宣读，关键是要善于提出问题，并结合工作实际，引发大家思考和讨论。对此，我牢记在心。每次学习前，我都认真准备，提出讨论主题，物色重点发言者。因而，所里同仁对政治业务学习也都十分重视，看作是获取信息、思想交流的机会。在我记忆中，老钱不是逢会必讲，而一旦发言，则质量都很高，针对性都很强。他发言时每每娓娓道来，深入浅出，摆事实、讲道理、谈见解，从不讲空话、套话、大话。更为可贵的是，老钱在所里总是平等待人，从不以势压人。我也因此耳濡目染，深受教益。

老钱思想开明，作风民主。非常注意引导大家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图为本人主持春节联欢会。左三为老钱。

老钱在教育科研和行政管理方面，尊重群众的智慧和创造，非常善于引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各种思想观点的争论和撞击中寻求新思路和新方法。他还大胆放手地让科研人员去开展工作，开创新局面。有困难一起去克服，有问题他一人来承担，他从不推卸责任，从不责难当事人。这使大家心情都很舒畅，并且做到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他的开明领导下，所内形成了一种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好风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老钱十分重视调动区县科研骨干的积极性。上世纪80年代中期，科研工作实践锤炼出一批在全市、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区县教科室主任。这些老同志事业心强，工作上奋发进取，但他们也有各自的个性、脾气和作风。老钱充分尊重他们，关心爱护他们，帮助他们扬长避短，更上一层楼。对于勇挑重担、成绩明显但个性倔强、脾气大的同志，老钱经常诚恳、坦率地与之促膝谈心，既肯定其成绩，也指出其缺点，关怀而不溺爱，使他们能一分为二对待自己，对待别人。老钱的工作像涓涓细流一般滋润他们的心田，使他们感到有知音、有信心、有奔头，刻苦工作，全力开拓，最终成为市教科系统各项工作中的中流砥柱。

老钱生活上质朴清廉，从不伸手要名要利。他来市教科所工作后，所内多次推荐他当先进，但均被他坚决谢绝。遇到出国考察等活动，他都把机会让给别人。他也从不收受礼品，凡来所访问的兄弟教科所和来他家里探病的基层领导所送的礼品，无论轻重，他都拿到所里，有的留作公用，有的由工会转送给所内年老体弱的同志。

奖掖后学，甘为人梯

老钱极其关心和重视所里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的成长问题。他根据各人的条件和特长，把他们安排到各个课题组里去，让他们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并由老同志有计划地对他们进行传帮带。同时，他努力为所里的青年同志创造参加各种学习班、外出考察、在职攻读研究生等机会，使他们看到自身价值和光明前景，从而增强学习、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我本人的成长发展，就离不开老钱的鼓励、栽培和帮助。1985年，本人受教科所委托，开始组织力量，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学生思想品德评定指标体系制定方法和评定方法”进行专题研究，并取得了良好成效，顺利通过以华东师范大学胡守棻教授为主任的鉴定委员会的鉴定。1986年，上海市教卫党委组织开展“上海市学生思想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研讨活动，本人主持的思想教育评估课题也被列为其中的重点研讨课题。在老钱的支持下，本人带领课题组对研究内容进行了调整、充实和细化，并把研究对象的范围从中小学扩大到了高校、中等专业学校和特殊教育，从而使得该课题的影响和效用得到了很大扩展。

老钱担任所长期间，对我本人及我领衔的团队研究予以了高度关注。一是在课题研究上，他对包括我的课题在内的多项课题申报进行了把关指导，使得我承担的“学校德育评估与学生品德考评研究”顺利中标全国教科规划“八五”重点课题。该课题成果于1992年先后获得上海市第四届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和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老钱对本人承担的“学校德育评估与学生品德考评研究＂课题予以高度关注。在他支持下，1992年召开了首届“全国学生品德测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左图：袁釆（右五）、钱在森（右四）、王逢贤（右三）、叶骏（右二）、尹后庆（右一）、陈步君（左四）、李伯黍（左二）、董念祖（左一）出席会议。下图：钱在森（右三）、张志义（左二）、李伯黍（右二）、王卫国（左一）、胡卫（右一）等参加研讨。

二是在专业发展上，他基于我独自承担国家重点课题所取得的成绩，力推我参加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经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为评审组长的专家小组一致同意，我获得破格晋升，成为当年上海最年轻的文科副教授，那一年我刚过30岁。三是在成果转化上，他不断鼓励和督促我们深化研究，扩大课题影响，稳步推动学校德育评估和学生品德评价改革。在老钱的大力推动下，1992年，上海教科所出面召开了全国首届学生品德测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中央教科所、上海市教育局领导，各大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都参加了会议。嗣后，在老钱的关心下，本人带领课题组又研制了学生品德测评方案，并在时任教育局长袁采的大力支持下，召开了全市学生品德测评方案推广实施大会，使该测评方案在全市168万中小学生中得以实施。

除了上述这些要事外，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忆犹新。那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重申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教育要面向世界，与国际教育改革发展目标相接轨等观念，再次被提出。在此背景下，我通过对历史回顾和现实考察，围绕未来我国学校德育应当怎样发展这一主题，撰写了一篇万字长文“学会负责——我国中小学德育选择的目标”。在该文中，我提出，“确立面向21世纪的价值理想——学会负责，既吸收了中国文化中有价值的成分，也融进了异质文化中的伦理新质素”。虽然，这篇稿子花了我很大力气，但我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论据还是把握不准。为此，很想听听老钱的意见，但又怕他无暇顾及或不屑一顾。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把装有该稿子的信封，悄悄放到了老钱的办公桌上。没想到的是，老钱不仅花了很多时间阅读了拙文，而且还另附纸张密密麻麻写了三大页，对文章的用词、体例、观点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由此可见，老钱对年轻人的帮助指导，真是诲人不倦、不遗余力啊。

1993年，在老钱的关照下，所里推荐我承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委托的课题——“基础教育中的人道、伦理／道德、文化价值教育研究”。1994年，他又提名我赴日本参加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召开的“为提高亚太地区国际范围人道、伦理和文化教育研讨会”，并作了题为“学会负责——为21世纪的中国教育中的人道、伦理、文化价值教育选择的目标”的学术报告。同行的还有胡育老师，她主要负责翻译。虽然第一次出国，但我们不辱使命，圆满出色完成了任务。

1994年老钱推荐我和胡育赴日本参加＂为提高亚太地区国际范围

人道、伦理和文化教育研讨会”，并代表中国作学术报告。

基于以上研究基础，1995年，新组建的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领导同意由我负责承办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委托的“科学技术与价值教育研讨会”。1996年，又批准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聘请的专家，赴马来西亚参加就亚太地区国家如何进行价值教育举行的专家网络会议。

我等年轻人之所以能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并取得一定成绩，和老钱立足中国大地从事教育研究，具有兼容并蓄的国际胸怀是分不开的，同时和老钱对年轻人充分信任、悉心栽培、放手使用和助力成长也是分不开的。

老钱对年轻人的帮助、提携，还表现在对他们创新创业的鼎力支持上。继1992年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1993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办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在此背景下，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决定拿出若干闲置多年的公建配套幼儿园，引进上海市教科所挂牌举办实验性质幼儿园。当时老钱已退居两线，时任领导经权衡，认为即便有政府一次性补贴，但要以市场机制运行幼儿园还是没有把握，所以最终没有接受新区的请托。

我得到此消息后，很想在朋友帮助下，尝试办一家民营性质的学前教育机构，将自己的教育理想付诸于教育实践。但是，我对此并无把握，便去找老钱征求意见。没想到，老钱思想十分开明，他说，我在教育战线工作了一辈子，很多大好时光都耗在了政治运动上，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教育抱负。现在，你们赶上了大好时光，如果有办学校的志向，何不去放手试一试？我会支持你的。有了老钱的鼓励，我便开始从幼儿园到中小学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新尝试。

1995年12月，市政府及教委系统的五大研究机构合并，组建了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同年12月16日，上海市教科院发文批准成立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2000年更名为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决定由我担任硏究中心主任（后改任研究所所长），同时聘请吕型伟、钱在森担任顾问。

1995年12月，上海市教科院批准成立民办教育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民办教育研究所），吕型伟和钱在森任顾问。图为吕型伟（左三）、钱在森（左二）参加民办所召开的民办校长座谈会。

从这开始，老钱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融合的发展模式，再一次倾注了极大热情，他不仅亲自参加民办所多项课题研究，而且还常常深入实验学校听课评课，指导校长教师开展教学实验。把教学实践中碰到的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研究，同时把理论研究成果用于指导教学实践。他为此忙得不亦说乎，也收获了诸多的成效。凡是老钱指导过的学校，校长老师都把他视作知心朋友，而且都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了长足进步。

2013年10月老钱（右三）和陶西平（右五）、袁釆（右四）、

韩呼生（左四）等出席协和教育20庆典。

躬身科研，呕心沥血

万事开头难。上海市教科所成立的前10年，可谓筚路篮缕、艰难困苦。老钱担任所长后，在组织力量制定普教科研规划、推动群众性科研、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92年12月老钱（左四）主持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庆典暨新楼落成典礼。出席的嘉宾有苏步青（左三）、袁采（左二）、姚庄行（右三）、张民生（右二）、陆善涛（右一）等。

万事开头难。上海市教科所成立的前10年，可谓筚路篮缕、艰难困苦。老钱担任所长后，在组织力量制定普教科研规划、推动群众性科研、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老钱重视上通下达、联系紧密的教育科研管理网络的构建，努力在提高本市教育科研上下功夫。在他大力推动下，全市各区(县)先后建立教育科研室，一些中小学和幼儿园也设立了科研室(组)。在此基础上，他花力气组织力量制订“七·五”“八·五”期间全市普通教育科研规划，并发布“课题指南”，组织申报与招标，在促进协作与联合中推动各类课题研究广泛开展。不仅如此，老钱还重视吸收区县教科室和中小学科研骨干参加各类重大课题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了教科所与基层的密切合作。老钱所亲历亲为推动的市、区(县)三级科研网络的建成，为普及全市普教系统的教育科研工作并逐步走向分类指导，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2年老钱（左二）主持召开上海市区县科研室主任座谈会。

在力推普教系统科研工作的同时，老钱心系教科所自身建设，来领所班子及全体科研人员，竭尽全力开创了各项工作新局面。他清醒意识到，在改革年代，只有站在时代前沿，通过课题反映改革趋势，解决改革中的实际问题，才可能取得实际效益，才能得到领导和群众的支持，科研的地位也才能真正确立起来。因此，他积极引导科研人员密切关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科学的发展，深入了解普教系统的现状和问题，同时通过鼓励科研人员不断研究国内外最新教育理论成果和先进经验，帮助他们把握教育科学发展的动向和前沿，吸收、借鉴、转换和迁移外来成果，深化理论思考的层次，掌握课题选择的主动权。

老钱心系教科所自身建设，竭尽全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图为上世纪90年代初在闵行区兴隆实验宾馆召开教科所年终总结会。

老钱的带领下，教科所参与或推动了一批站在改革前沿并具有上海特色的课题研究。譬如，“愉快教育”“大面积提高初中数学教育质量”“成功教育”和“困难初中改革”等课题研究，都在全市乃至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课题不仅立足于教育改革的实际需要，体现了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而且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经验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既对教改实践起了重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又对教育科学和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体现了现实性与创新性的结合、实践价值与学术价值的统一。

1992年老钱（右二）、陆善涛（右三）亲率教科所全体成员

赴江苏扬州学习考察。

此外，为了加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及中央教科所对上海教育科研情况的了解，同时能在国家重大课题研究中进一步发挥上海教科所的作用，加速本所科研人才的培养，1989年，老钱亲率部分研究室主任赴北京走访了国家教委和中央教科所，通过汇报工作、沟通感情，争取到国家教委两个重要委托课题。之后，老钱乘胜追击，又在相关方面的支持下，组织上海教科所在国家八五课题规划招标中，一举夺得5个国家级研究课题及若干国家级课题的子课题，在省市级教科所中遥遥领先，大大缩短了与国内几所著名师范大学教科所的距离，从而逐步确立起上海教育科研工作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有件事值得一提，老钱当时是国家八五规划课题评审专家组成员。据说，他在北京参加课题评审时，和东北师大的王逢贤教授同住一舍，两人睡眠都不好，但都极为认真负责。晚上睡不好，各自起来看材料、写评语。为了不影响对方，有时一位起来看材料，就用布遮档台灯光线；有时另一位就跑到卫生间工作。老一辈那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确实为我们树立了见贤思齐的榜样。

在老钱的领导下，上海教科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学机构建立了联系，先后开拓了与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进行教育科研及学术交流的渠道，上海教科所也因此走出了迈向世界的第一步。

1991年9月老钱（右二）、袁采（左四）、吕型伟（右一）等

出席亚太地区培养和发现理科天才儿童研讨会。

1991年3月19日老钱（后排右二）接待

美国PEOPLETOPEOP代表团。

几十年如一日。老钱处处身先士卒，严格要求自己，成为所内同事的表率。他刚到所任职时身体不好，医生要他半休，但他坚持天天上班。他主持“学习困难学生的特点、成因和对策”研究课题时，他常常不顾工作繁忙，虽然身体有病，但始终坚持每周两次到实验基地——虹口区飞虹中学去听课、搞调查研究，与学校领导和教师讨论教改工作。老钱在家也不闲着，凡重要的评审材料、文件，他都花功夫仔细研读，反复斟酌，把好最后一关。凡有同志送论文著述请他指教，他都一丝不苟地阅读，并提出中肯的意见。老钱主持的这项课题最后取得的成果，对提高初中教学质量、解决学习困难学生的问题，都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通过长期的课题研究和深入的实践指导，他也在上海普教系统培养了一批具有实证研究能力的专家型领军人物，为推动本市普教优质发展和教育教学实践创新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

老钱主持“学习困难学生的特点、成因和对策＂研究每周坚持两次下沉到飞虹中学调查研究。图为老钱（前排中）与飞虹中学领导及实验教师合影。

1992年老钱（前排左八）主持召开“初中学习困难学生教育对策研讨会＂吕型伟（前排左九）、袁采（前排左十）出席。92年老钱（前排左八）主持召开“初中学习困难学生教育对策研讨会＂吕型伟（前排左九）、袁采（前排左十）出席。

斯人已去，风范永垂。作为老钱的老部下，我为拥有老钱这样一位德艺双馨、一心为公、光明磊落的老领导而感到三生有幸。作为老钱的忘年交，我也为失去老钱这样一位真诚坦率、仁义友爱、侠骨柔肠的老朋友而不胜悲痛。

愿老钱在天之灵安息！

附记：老钱倒在了2022年的最后一天

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为老钱、姚佩宽老师庆生

2010年1月16日老钱外出旅游

随着年岁增大，钱在森夫妇对每天做饭洗衣洒扫尘除等家务活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为此，老钱多次和我商量，想搬到养老院生活。经多方联系，最终在闵行区莘庄镇物色到了一家养老机构，老钱夫妇俩看过后很满意，于2020的12月左右搬了进去。此后，夫妇俩互相体恤，作息规律，生活安定。但2022年初开始，老钱感到食欲不振，遂从养老院到住家附近闵行中心医院开设的君莲长辈医院就诊，结果 CT检查发现肝上长了个12公分大的结节。旋即办理了住院手续，老钱爱人姚佩宽老师作为陪护家属一起入住医院。

我知道情况后，马上联系了瑞金医院肝病治疗中心，并很快安排好了住院床位。老钱权衡再三，谢绝了我的好意，并用了一周左右时间，给我写了很长的一封信。

信中写道：

“胡卫你好！十分感谢你多年来直到如今给予我那么多的关心照顾和帮助。我和老姚一直铭记在心。我多次对王丽强老师说，我这辈子能交上你们这样真心真情的朋友是我们的福份，也是我们生活中能始终保持愉悦心境的重要因素。我一直没有对你说过我的病情。因为我知道你很忙而不想打扰你。但自从王丽强老师告诉我你打算帮我转到瑞金医院治病，直到几天前你亲自发微信询问我进瑞金医院的事，才决心写这封信给你，我怕以后也许没有机会了。

今年七月中旬我从胃部不适到肠胃功能紊乱而养老院又没有有效的治疗条件，拖了两个月，我感到快撑不住了，才不得不在九月二十一日住进闵行区中医医院（又称合川莱茵中医院）。经CT复查，我的肝部结节，两年来从4公分长到12公分，占去肝的一半，而其它部位也有散状多发小结节。正是因为肝功能的变化而引起肠胃功能的紊乱，于是医生立即给我每天吊六、七亇小时的保肝液、营养液，同时服中药汤药和各种成药。經一亇多月治疗，肠胃功能紊乱的症状有明显改善。但是，由于病根作崇，要求更大的进步是很难的。

目前我的状况是；每天能自己进食，但胃纳差，三餐都只能吃小半碗稀饭和一点菜，稍多吃一点，胃就胀得难受。睡的时间不短，但质量很差，由于长期患有失眠症和夜尿頻繁，每天入睡时间，加上吊针时的迷糊一会也不过四小时左右。所以经常头痛头晕。由于躺的时间太多，想多坐坐、多下地走走，但每每这样做了不到十分钟就腰腿酸软体力不支而不得不再躺下。

老姚的情况比我好一点，但也是疾病缠身，这次她和我同住医院，既为我陪护，也以病人身份对肾病作检查和治疗。因为我的病情许多事得由她料理。我一直担心把她拖累，尽管比较小心还是出了问题。我们原住朝北的双人病房，天气转凉，室内温度低。正巧前几天斜对面一间朝南房间，病人出院，医生让我们搬过去。护工要我们把带去的衣物用品堆放在床上，由她们运去，再到新房间归置好。就这样动了半天，第二天老姚马上血尿蛋白尿复发。所以我们二人现在都已虚弱到无力多动、不能多动、怕多动的地步。

当我们知道你安排我们转到瑞金医院的消息后，一面深切感受到你真心诚意的帮助，同时也深知在瑞金这样的医院要争取到一间三人病房是多么不容易，所以我们是深受感动的，也应该珍惜这样的良机，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又覚得实在无力支撑这样的大动作，经反复考虑还是不得不怀着无奈和惋惜的心情，作出放弃的选择。

当钱枫知道你的精心安排后也曾劝我们接受安排，并说对帮助欣然接受，既是对帮助者的尊重也是对帮助者的真情回报。但是当我们向她解释我们我们这样做的原由后，她也表示能够理解。即便结局如此，她还是对你十分感激的。

再向你说说我对自已的病况和治疗发展前景的看法。

当我知道肝脏病况诊断结果后，就曾做过一定的预判。我的弟弟也拿了诊断报告向其它医院的专家咨询，其所得出的意见大体相同，即按照目前医疗水平和条件要使肝脏病况发生逆转是没有可能的，就连阻断恶化的进程也很难，现在所能做到的只能尽量延缓恶化进程，尽量减轻对其他脏器和身体的不利影响，但是这种要求对我这样一个高龄老人来说，能达到效果也是有限的、缓慢的。我现在所住的医院也正是应用他们所有的治疗手段这样做的，并且取得一定的效果。现在我生活基本能够自理，生活的各项细节大体还算正常。

老钱在养老院

我常想自己已经活到这把年纪，早就超出人均期望寿命，在身患如此重症情况下，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我们生活中时时感受到亲友的真情关怀和帮助，对我来说特别是有这么好的老伴陪伴在身边，呵护我、照料我，实在是很幸运和幸福的了，还有什么不满和遗憾的呢。

正因为如此，与其不切实际的追求更多更高的企求，不如面向现实，踏踏实实的珍惜今天，安安心心、平平静静地过好每一天，至于这种状态能维持多久，那只能尽人事、听天命、顺其自然了。这也许是我除了不能多动，不敢多动外也不想多动的原因吧。

至于下一步的打算，我们设想过几种方案。

一，在这里长住下去，既作为治疗医院也作为养生养老的“养老院”，原来养老院索性退房，免得两面牵挂，两面支出。但是这样做医保和医院的规定是否允许？现在多数医院住满二周必须出院，但各家医院都有自己的通融办法。这里的办法是住满一亇月结账一次，然后再缴押金，算是出院后重新住院了，这样可连续三个月，至于三个月后则要看情况再决定。而养老院要退房手续繁锁工作量大，老姚无力承担，委托他人代办是否被允许，而且各项手续办理和室内物件处理其他人完全摸不着头脑，所以这亇方案目前可行性几乎为零。

二，在病院住满一定期限后，身体附合出院条件就回养老院住一段时间，例如三个月左右再回医院，这样既符合规定又可以对两面生活的利弊作些调剂和互补，但这样做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一亇是疫情防控形势是否允许这样做。二是我们的体力和精力是否能承担这样的往复。

三，在我的病情基本稳定后索性回养老院，通过到医院定期配药，维持一般的常规治疗，这样生活比较安定平静，也比在医院方便正常，但有些医疗措施无法进行，对病的治疗效果可能差些，但这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总之各种方案各有实行的难易度和利弊得失。也许可能有其他方案，但要做到比较完美是很难的。那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顺势而为吧。

最后再次衷心感谢你的真诚关怀和帮助，我们无以为报，只能在这里祝福你一生平安健康，事业随心顺意，生活幸福欢乐！

由于我们精力不济，我们二人合作写信时间长一点就会感到疲乏无力，所以这封信写了一个多星期。对你精心安排此时才作回复，写得又比较噜嗦，躭误你很长时间，很抱歉”。

我收到来信后，马上回复道：“老钱、姚老师：来信收悉。在刚得知老钱病情的时候，曾认为肝部结节虽长得比较快，影响身体的相关功能，但毕竟不是恶性的，现有的医疗手段还是能治疗或控制的，所以联系了瑞金的肝病治疗中心，想动员老钱住院治疗。后来王丽强老师转达了你们的想法，今天从来信更全面了解了老钱对治疗前景和未来安排想法。一是心情有些沉重和难过；二是表示理解和尊重。至于来信提到的三个方案，各有利弊。总体感觉，如果身体允许，医院、养老院两边住住会更好些”。

仅仅大概过了十天，老钱在医院卫生间盥洗时不慎仰面跌倒，造成尾骨压缩性骨折。之前有一天，刚好教科所老同事胡育来电，询问起老钱情况，我如实作了介绍。事隔五天，胡育即和教科院李丽桦、黄娟娟到医院探视，不料正好撞见老钱当天上午因跌倒造成尾骨压缩性骨折，躺在床上疼痛难忍、生不如死的状态。胡育旋即电话告诉了我情况。我一方面询问了老钱爱人姚老师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我拨通了老钱在美国女儿钱枫的电话，我认为老钱情况比较危急，希望钱枫能回来见见父亲，并协助其康复。

自此以后，老钱就变得越来越虚弱，加之疫情感染，剧裂咳嗽，让他虚弱不堪，终于在见到从美国千里迢迢、转道香港、南京，又经历了8天隔离赶回上海的女儿钱枫后，于2022年最后一天，撒手人寰，永运离开了这个让他既留恋、又遗憾的世界。

我给老钱女儿钱枫的微信中写道：

“对你爸的去世，深感悲痛。跟你爸30多年交往，既将他视为领导同事，又将他看作亲人和朋友。也一直为有老钱这样的挚友感到自豪和骄傲。你爸在如此特殊、困难时刻安静去世，对他自己是种解脱，对家属也是种安慰。今年底摔的一跌，让他吃了不少苦，因为长时间卧床，加之疫情感染，高龄老人是很难过得了这一关。好在你终于赶回国内，让你父亲临终前能见到你，既便你父亲走得突然，但相信他也是含笑于九泉的。你父亲为人低调、内敛，总不愿打扰別人。他此次从跤倒卧床到离世总共也没满一个月，而且走的又如此消无声息，既没拖累亲人，也没给别人增添任何麻烦。逝者已逝，生者已矣。望节哀顺变，安抚好母亲。”

原创 胡卫（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 雪泥鸿爪 无复东西 2023-01-12 发表于上海